柏林在中国引来关注，得到激赏，首先——而且理应首先——是在中国的思想界；相比之下，他的文章在文学界就很少有人提及了，印象中只有王佐良、董桥两位先生讲过柏林文笔的好处。并没有什么可嗔怪的，实际上，这种视而不见恰好源自我们多年沉积下来的对散文艺术的误解，如果说有理解也是偏颇的理解。我们习惯于用一种简单的，因而也是平庸的模式去框划散文。被砍去四肢、塞进竹笼的散文也就没有什么活力可言了。说中国散文，首先就想到抒情散文；说英国散文，一定是小品文，一定是兰姆，赫兹里特。这样的理解实在是很狭隘的。
董桥说柏林“写古人今人夹议夹叙，好看得不得了”，王佐良先生在介绍《牛津随笔选》时也标举柏林此一类型的散文。赞赏，自然是没有错的，柏林也当得起，但这未免把柏林的文章看低了，把他真正的好处给掩去了。拿中国现代的散文来比照，柏林写的应该是胡适、钱玄同、刘半农那样的文章。可以类比，不是说他们风格上哪里相似（柏林文章有一种浩荡之气，与上述三位都不一样），而是指他们的文章同样地基于结实的思想，表达上不刻板狰狞，有人的气息。有了思想，文章才值得一看，说到底文章究竟是思想的载体；有了人的气息，文章才不会变作寿衣，寿衣包裹的只能是冷冰冰的思想。止庵先生讲胡适文章的好处，说他“讲理”。这就把内在外在都说清楚了：一方面他讲的是“理”，是他的思想内核；另一方面他是讲道理的，是有人情味儿的，不是高堂讲章，不是无理辩三分。我觉得柏林的文章也有这么点意思。
柏林是治思想史的，著作说不上等身，影响却大得很，他是凭见识精深以少胜多。他探讨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名篇《两种自由概念》写得太好了，我经常读，每次都放不下。不能多引，只此一段：
“为了消除昭彰不义，为了拯救遍地困厄，我愿意随时牺牲我的部分乃至全部自由；我可以心甘情愿自由地这样做；但是，为了正义，平等，或者同胞之爱，我牺牲的却是自由。此时，如果我不作出种种牺牲，我的内心将会充满，而且理当充满罪恶感。可是，一种牺牲不会增长被牺牲的东西，牺牲并不会增长自由，无论何种牺牲，也不论其在道德上有多大的需要和补偿，都是如此。一样东西它是什么，就是什么；自由就是自由，不是平等，公平，正义，不是文化，也不是人类福祉或者天地良心。”
思想深刻可以不提，单看那意思在曲折前行，突然间豁然开朗，读者此时能不心花怒放？
我们平时读散文，常是轻逻辑，重修辞。文思缜密的读不出好来，眼睛尽盯在像梵娥铃那样的比喻上头。其实这乃是层次殊低的修辞。现在学界几乎尽人皆知的说法“狐狸和刺猬”即是从柏林那里来的，简而言之，狐狸就是价值多元论者，刺猬则是一元论者。他说托尔斯泰本身是一只狐狸，却总想扮作刺猬来鼓吹他大而全的思想，结果只能是内心分裂。柏林的长文以此立论，通篇照应，把自己的见解讲得清楚明白。要说修辞，要说比喻，我实在是喜欢这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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